《历史研究》2013年第4期目录

2019-12-03 05:27 评论0

  西周时期周人所称“南国”的性质是西周地理与民族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在时人观念中,“南国”与“南土”二者有别。“南土”是周王国南方的国土,在其南部边域地区设有“侯”之类具有军事防卫职能的长官。“南国”则更在其南,大致在今淮水流域、南阳盆地南部与汉淮间平原一带。西周早期,周人曾力图掌控与经营南国西部区域中的汉淮间地区,但以昭王南征荆楚失败而告终。南国的东部区域为淮水流域,即淮夷各邦的聚居区,是周王朝以军事强制手段搜刮其重要经济资源与人力资源之所在,整个西周中晚期,周王朝为控制这块区域多次与淮夷发生战争,但终西周之世,周人亦并未能实现对该地常规化的、有效的行政管理。“南国”不宜被理解为周人之国土,它大体上可以认为是西周王国的附属区。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皇门》篇中的“明刑”,并非指刑罚,而是指普遍意义上的规范、准则。东周“刑名之学”之刑名涵义,即由此衍生。清华简《保训》篇指出,在审判中需将“中”的理论与测阴阳、辨名实相结合,这是过渡时期刑名学的特征。以帛书《黄帝书》为代表的黄老刑名学主张建立由“道”统率、完整而严密的规则体系,此观念对古代立法产生了巨大影响。刑名学理念在战国、魏晋时代的两度兴起,直接推动了古代法律形式的转型,促成了基本律典的形成。

  文献中关于中国解剖的记载在风格与内容上均有相当大的差异。不过,宋代庆历、崇宁年间出现的两起解剖事件中,解剖所发生的地点(刑场)、人物身份(州官、画工、医者)、解剖来源(刑死者)、解剖效果(内景图)均有相似性,在对解剖事件性质的认定上,宋人逐渐由道德谴责转向从有利于医家的角度来看待这类事件。尽管如此,11—12世纪的学者与医者并没有从两场解剖事件中得出某些显而易见的结论,没有将解剖纳入医学的范畴,也没有将实验与观察的意涵进一步衍生,更没有将解剖实践确认为一种圭臬,并以此作为标准来衡量知识的可信度。

  清军入关,“定鼎燕京”,标志着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新王朝建立。王朝鼎革导致社会秩序的大动荡,加剧了伦理道德体系的混乱。信奉程朱理学的官僚群体,顺应历史潮流,在清廷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下,通过改革清初弊政,推行休养生息和整顿吏治等举措,推动社会秩序的重建;通过敦行教化、兴起教育,以及移风易俗等措施,加速伦理道德体系混乱局面的结束,为清初时代命题的解决贡献积极力量。

  与精英思想的文本呈现不同,民众观念依日常生活而得以存续。在近代浙江上虞,曹家堡周边乡民呈现孝义观念的“曹娥文化”颇具典型性,藉此扩展,可以揭示民众观念的日常存续机理。从存活方式看,民众观念在口传和仪式等社会互动过程中自然呈现;以思想资源言,民众观念主要以渗透于日常生活中的上层意识形态为取资对象,而这种意识形态常常被转换为民众时常接触、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日常版本;就社会基础论,类如孝义的民众观念颇为契合底层民众构建地方生活秩序的逻辑。社会互动、日常版本和地方生活过程的有机结合,构成近代以降民众观念存续的独特机理,体现了传统中国民众观念存续的一般性状,为民众观念史研究昭示了别样路径。

  民初制宪经历了一个不断积累经验的过程。《临时约法》趋重“民权主义”,强化立法机关,造成权力失衡的政制结构缺陷。《中华约法》趋重“国权主义”,集权行政,导致权力过分集中,为袁世凯复辟帝制作了铺垫。“天坛宪草”虽适度削弱国会权力,却在限制国家元首的用意下保留畸形的责任内阁制。《中华宪法》在文本上比此前各根本法都完备,但所作“联邦”的制度设计呈模糊化倾向,对“统一”与“联邦”如何协调,并无具体制度规范。民初制宪存在局势干扰及时人观念淡薄等问题,但以和进步党为代表的两大派别先后操控制宪则是宪法畸变的关键。

  1922—1924年通过建立联合战线的决议,促进了国共合作与国民的兴起。它从一开始便与其时中国思想界的变动息息相关。胡适诸人提出“好政府主义”,反映了学界对军阀统治心存幻想。其为改良主义推波助澜,与建立联合战线的目标背道而驰,但缘此形成的紧迫感,却又促使当机立断,做出抉择,最终形成自己的决策。的严肃批判与耐心引导,有力维护了联合战线的大局,也团结了胡适诸人。在“科玄之争”中,参乎其中,又超乎其外。它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将论争引向与建立联合战线相统一的方向,给这场论争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对于中国近代乡村地权分配问题,学界仍然存在土地分配集中和土地分散的争论。运用吉尼系数的研究方法,分析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山西、河北山东三省的地权分配情况,可知三省乡村农户土地占有相对分散,但地权分配吉尼系数大致在05以上,地权分配很不平均。这一方面是因为存在占地较多的业户,虽占地规模大小不一,但都远超过村庄户均占地规模;另一方面,存在较高比例的无地户、少地户,少地户占地未达到或者远低于户均土地,从而形成土地占有两极分化。了解晋冀鲁三省地权分配的结构性特征,是认识近代华北乡村危机以及后来中国党土地改革的基础。

  英国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是一个不断演进的概念。在欧洲封建制度下,农民土地的归属没有唯一性和绝对性,因为土地往往涵盖着佃农与领主乃至多人的财产权利关系,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所有权,而是称为保有权(tenure),即佃户因承担封建义务而持有土地的权利。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权力、权利的博弈,生产者对土地的占有权逐渐凝固起来,以致产生了seisin(法定占有)这一概念,来描述不断强化的土地占有权。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是封建土地制度解体所产生的各种形式之一。

  治安法官在18世纪英国基层司法中占有重要地位。依据18世纪伦敦老贝利法院、米德塞克斯郡季审法院档案和部分地区治安法官的工作笔记,我们发现,治安法官的司法实践往往在坚持法律原则性的同时,辅以必要的灵活性,以能够向原告提供实际救济为旨归,并根据被告的实际境况做出相应处罚。此种不拘泥于具体形式而以求得实效为目标的司法实践风格是英国“中央监控下的地方自治”制度以及治安法官自身所具有的社会身份与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产物。正是基于在中央的有力监控和地方的积极有为之间所存在的良性互动关系,作为具有皇家官员和地方精英双重身份的治安法官凸显了颇具实用主义精神的司法实践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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