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鹏池:历史事件中的时间排序

2019-12-03 05:26 评论0

  摘要:排序历史事件的时间表当然是困难的,一方面的原因是史料纷乱复杂,相互矛盾;另一方面是由于必须的史料往往断档。但虽有困难,也要硬着头皮往下排。有时也并不是没有办法,有时甚至会出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佳境。

  研究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首先要搞清楚来龙去脉。要养成一个好习惯,一边看资料,一边动笔头,排出一个甚至几个时间表。这是最基础的工作,是不能少的,也决不能偷懒。

  比如,笔者近期在研究《清华七二七事件》,就必需排出有关“七二七”的时间表:尤其是的时间表。还有一些人物如清华两派的头头蒯大富与沈如槐,他们的时间表也需要排一排。

  排序历史事件的时间表当然是困难的,一方面的原因是史料纷乱复杂,相互矛盾;另一方面是由于必须的史料往往断档。但虽有困难,也要硬着头皮往下排。有时也并不是没有办法,有时甚至会出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佳境。

  说起来也简单。笔者体会其最基本的一个方法就是在所出现的一系列时间中,首先找出一个最可靠的时间点作为基准,然后正过来往下排,反过来往前推。

  相对而言,找出基准的时间点还不是最困难的事,问题是如何无论是往下排?如何往前推?对此,笔者认为:

  有人反驳我说:历史事件之所以不可知,那是因为有的历史事件本身就无常识、无逻辑,而用常识与逻辑去推断无常识与无逻辑的历史事件,哪还能什么正确的结果呢?

  其实,这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者是“只知其二、不知其三”------任何历史事件,即使从表面上看是多么地荒诞不经,如何无常识、无逻辑,但其内里仍然充满了常识与逻辑的。我们在看“福尔摩斯侦探故事”时有一个突出的印象:案件初现时不仅扑朔迷离,而且神怪异常,甚至会出现一些超自然的现象,但最后破案时仍然充满了常识与逻辑。

  当然“常识”与“逻辑”也并不是“”,并不能保证解决一切问题。之所以有的事件一时无解?第一位原因是客观上史料的占有量不够,断档太多了;第二位原因仍然是研究者主观上常识不丰富,逻辑不致密。

  (二)“728召见谈线召见谈线日这一天,派三万(实际数字是两万八、九千)工人、农民、解放军组成的思想宣传队(后来统称为“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制止已经长达95天、造成了十余人死亡的清华两派武斗。工宣队的行动,遭到以沈如槐为头头的清华四一四派的热烈欢迎,他们随即与工宣队达成停止武斗的“四点协议”;但遭到蒯大富为头头的清华的武装抵抗,造成了工宣队5人死亡、731人受伤、重伤149人、特重伤约20人左右的大血案。闻此消息勃然大怒,半夜从被窝里爬出来,召集了包括、周恩来、、康生、陈伯达等几乎所有在京的中央高层领导共15人,集体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所谓的“五大学生领袖”,进行了5个半小时的谈话。谈话内容极其丰富而芜杂,谈话语气及措施也极其严厉。

  笔者称:727是史上最长的一天;笔者又称728凌晨的召见是建国后对下属最长的一次召见谈线召见谈话》一向被史家认定为“十年”中的分水岭,标志着前二年以、派为标志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结束,工人阶级开始登上上层建筑舞台。

  在1968年“728召见谈话“中,我们首先要将有价值的资料(包括回忆文章、与书籍等)全都找出来,就像积木游戏中的零件一样平摊在我们面前,我们马上就会发现这些资料中会出现许多时间点。

  1、据的警卫人员回忆:1968年7月28日凌晨两点多,入睡不久的被周恩来的电话叫醒,当得知了清华流血事件之后,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脱口而出:“派反了?!”(笔者注:应为“派,真的反了?!”)

  驱车前往人民大会堂,他在118厅先仔细倾听了中央局以及中央小组的有关成员和工宣队的代表几方情况汇报,后决定召见北京所谓“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谈话。

  3、电话铃惊醒我的时候,大概是深夜两点钟,是北京卫戍区军代表刘丰打来的。刘丰说:“韩爱晶吗?今天夜里中央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要我通知你来开会。”

  ——韩爱晶《毛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线、谢富治说:“已经九点了,毛主席还没有睡觉,我们吃点饭,然后讨论怎样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唐少杰先生是清华哲学教授,他是最早对清华史发生兴趣,且最早进行系统研究的人。但是,他没有亲身经历过清华,他的优势在于:

  韩爱晶先生虽然不具备专业学者的学术素养,但他是当年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他是“728召见谈话”的亲历者。

  经过比较后,我们毫不犹豫地选取“召见结束是8点多”为基准时间点。因为在这个时间点有“毛主席看看手表,说:“现在八点多了,五个多钟头了”这个细节支持,肯定错不了。

  1、唐文所说开始时间是在“28日凌晨3点多”就有点小问题,虽然问题不大,但研究者心中要有数。“3点多”只能向前不能向后,否则“五个多钟头”就不成立了。

  唐文所说“3时30分至8时30分”的开始时间就是不准确的,应该说3点多,或3点,或将近3点;而结束时间“8时30分”还可以,出入不会大。

  2、正式接见前还与中央高层领导在人民大会堂118厅(即湖南厅)开了一个预备会,这意味着到人民大会堂的时间是2点多。

  唐文所说“听了汇报后再决定召见”也是不对的。即时“召见”是在与周恩来通电话时就已经作出了的决定。

  如果是“听了汇报后再决定”,那么韩爱晶接到电线点左右;召见开始也不可能是3点多,而是4点多。整个历史就乱套了。

  韩爱晶回忆说他接到通知大概是深夜两点钟,这是基本说得过去的。实际时间只能比两点更早,而不会更晚了。

  唐文中说的卫士们的回忆文章说凌晨两点钟多,这与韩爱晶接到通知的时间相同,那就是绝对不可能的了。

  谁能否认周恩来是一个爱护,一向以极为谨慎小心的态度配合工作的人,他同时又是一个守纪律、按惯例办事的人。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他不会在休息的时候去打扰,即使有十分紧要的事情需要向汇报或请示,也一定要先问一下住处的人:主席睡了吗?如果是没有睡,他就会电话里请示汇报,或者亲自赶到毛的住处来;如果已经睡了,那么再重大的事情也就等睡醒了再说。

  这是因为在文化大年代,的绝对权威早已形成。一切为了毛主席嘛!毛主席的健康比什么都重要呀!

  可是在728的凌晨1点半钟左右,明明已经睡了,周恩来却让的身边人叫醒了接电话,这是极为反常的行动。

  如何解释周恩来这一极为罕见的行为?只有唯一的解释,那就是发生了极为重要、极为反常、超过了周恩来权力范围所能解决的事。

  这件事是:他在1点左右接到了进驻清华大学工宣队临时指挥部的电话,工宣队负责人在电话里向他汇报了清华发生的新情况,向中央请示新办法。

  这个新情况是周恩来没有想到的;工宣队请示的新办法也是周恩来无法同意与批准的。所有这些问题没有一条是周恩来能够回答的,更不是他能自作主张决定的。周恩来必须要请示,而且事在千钧一发,不立刻请示还不行,如果不请示就答复,周恩来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而且工宣队打电话的这个人还很可能是极为信任的小谢(谢静宜),这个小谢是担任机要秘书十多年了,很容易直接见到毛,单独汇报情况。周恩来耽误得起吗?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恩来犹豫再三,也就顾不上“一切为了毛主席”了,只好一反常规地在子夜叫醒。

  9、那么,工宣队又为什么在深夜1点不到给周恩来打电线大楼又发生了打死工人的新血案。不仅又死了2个人,伤了2个人,而且蒯大富开了枪,其中一名工人就是被开枪打死的。工宣队死伤者已经700多人了,送往医院的车都不够用了。工宣队哀鸿一片,群情激愤,纷纷要求动用武器,甚至动用解放军来消灭蒯大富了。

  工宣队领导不打电话能行吗?工宣队这个电话必须打,周恩来给的电话也必须打,这才有了“七二八召见”。

  在笔者的诸多作品都体现了这种写作特点,如《清华园的一只蝴蝶》、《田家英命案梳理与印证》、《1959年,庐山上的这出戏》等。

  迄今为止,许多能够解密、应该解密的历史资料不解密,这已是半个多世纪来的常态。埋怨没有用,消极等待也没有用。应该看到这固然给研究者们带来困难,但也同时带来机遇。有时候,我们能够通过严格、致密的逻辑掀开历史的暗窗,从而发现被长久忽略或被湮没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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