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驿站财政机制的形成与演变******

　　作者：刘文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驿站是中国历代王朝传递信息、递运物资的主要渠道，在维系国家统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驿站的正常运转全赖驿站经费之保证，所谓“国脉疏通原借驿递，而驿递急需端赖钱粮”。一般认为，清朝入关后一扫旧弊，摊派、加征得到有效抑制。这一观点突出了明清之际驿站财政的差异。但实际上，明末加派之征也通过各种隐性方式在清代得以延续。在清初裁驿费充军饷的财政政策影响下，清代驿站财政走向了既病民又病官的摊派旧途。

　　明代驿站财政与驿役官当改革

　　明初驿站财政建立在实物财政基础之上，有赖于田赋征收和劳役佥派。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明太祖诏令天下广置各驿，其驿站差役佥派民户出办。具体方法是，“马有上中下三等，验民田粮出备”（《明太祖实录》卷29，洪武元年正月庚子）。即民户依照粮赋多寡对等充任驿传马夫，其不足数者可以数户共充一夫。本县人户不足，则“以相邻州县点差”，谓之“协济”。甚至令东南富户、市民前往北方诸省协济应役。官方除提供驿舍、备办廪粮及派遣官吏外，驿站其余所有开支均由驿传役夫亲身应役承担。此外，尚有里甲和均徭内编派驿站差役，以满足其财政开支需要。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朝将永充改为“依次轮充”（万历《惠州府志》卷10，《赋役志下》，明万历四十五年刻本）。其佥编时间有三年、五年和十年之别。但地方政府在实际佥派中并不遵守定制，以至于有役三五十年者。此外在没有预算与额设经费的体制下，驿站马夫等便成为驿丞等官吏盘剥的对象。以上两方面导致嘉靖以前的马户不堪重扰，驿站运行困难。

　　成化、弘治年间白银货币化地位得到官方承认，一系列以财税定额为目的、减轻地方差役负担的差役纳银改革随之展开，驿站的日常运转也由力役亲当改为征银雇募，至嘉万时期，因推行一条鞭法改革，得以最终确立。具体做法是根据过往支销数目，预估一年驿站夫马工料银额数，将其摊入全县粮赋或额田中征收。对于他县协济马匹，则按每马所需折银，分派各协济州县“照亩均征”（申佳胤：《临洺驿马政记》，载崇祯《永年县志》卷7）。征收的站银，以府为单位进行统计并征收，然后由府转发各驿，招募人员当差。

　　官征官募确实起到了均平差役、减轻百姓负担的作用，“计地征粮，可以免马头独累之苦；募人当应，可以绝官吏求索之私”（刘麟：《清惠集》卷3，《均驿传安人心扶公论杜私情以免偏苦疏》，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48页）。但新政实施不过十余年，即弊端百生。一方面，官府“给驿渐广”，导致地方驿站开支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过往官员多索马匹差夫，马户“卖产鬻儿，倾家丧命”。更甚者，明季“国用不足，将原额驿站夫马工食草料银两半裁以充练饷”（《宣大山西总督李鉴启本》，顺治二年五月八日），地方驿站财政更加吃紧。本县“马户逃窜，扳累难支”，他县协济亦托故不前，地方不得不再度佥派里民应当，复“蹈万历以前之夙弊”。而“驿卒糊口无资，群起为盗”（《顺天巡按柳寅东揭报驿递疾苦》，顺治元年七月，载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第1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

　　清初中央对明代驿站财政体制的调整

　　清朝入关之初，平定全国的战争仍在持续，大量地方财政经费被裁撤充饷，驿站钱粮也不例外。在财政紧缺的情况下，既要全力保障军费，又要维持驿站正常运转，中央和地方政府为维护各自利益走上不同道路。

　　于中央而言，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清朝废止一切明末加派，废除明末里甲佥派，将全国驿站由民当改为官当，所有经费均于正项地丁内动支，“不复累及百姓”。与此同时，令各省站银“以万历初年会计录为准”，“照旧征收，加增者不准”（《户部尚书英峩岱题本》，顺治二年六月六日）。

　　然而，明末清初接连不断的灾荒、战争导致地方田赋收入急剧下降，部分省份站银除荒后实征不及原额半数，巨大的经费缺口令驿站运转维艰。更重要的是，清初持续的军事行动导致国家财政经费捉襟见肘。权衡之下，清朝不得不裁减包括驿站经费在内的地方财政以充实军饷。驿站经费的大幅压缩主要集中于顺治九年（1652年）至十四年（1657年）和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期间，此后雍乾各朝均陆续裁减。全国站银“通计裁扣之数，自顺治九年以迄乾隆，竟居原额三分之二”（民国《盐山新志》卷8，《赋役篇上》，民国五年刊本）。

　　在额征驿站银剧减，加之禁止摊派、裁驿充饷的境况下，清廷只能尽可能地集中有限驿站财政资源，使其利用最优化。方法主要有三：一是裁僻济冲，将驿站经费集中于主干驿道。二是调整驿道走向、开辟新驿道。顺治年间，为减轻河南、山东驿站负担，清朝开通经山西前往川陕甘等地区的驿道，河南驿站负担有所减轻；山东则开通了经德州、泰安、蒙阴、郯城前往江苏的“山东东道”，使原有山东中路的驿站压力有所缓解。驿道重新规划后要求行差人员循规定驿道行进，并在勘合火牌内明白填注，严禁随意改变路途。三是严格掌握地方驿站财政奏销。顺治八年（1651年），清朝确立各省财政奏销制度后，规定驿站的各项开支需岁终汇造清册，由户部核实奏销。自顺治三年（1646年）至十四年修撰完成的各省赋役全书，更是将各省起运存留、驿站额支数目固定下来。通过赋役全书和奏销制度，各省驿站每年的财政收支也尽在中央的掌握之中。这既有助于中央了解地方驿站财政之盈绌，及时作出调整；也将府州县驿站财政纳入藩司和中央管控之下，方便了驿站财政资源的宏观调拨。

　　上述改革确实值得称许，在财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通过法律禁令确保地方不得派累里甲，展现了新朝气象。但奈何由于清初战争开支甚巨，很多本应裁僻济冲的夫马钱粮亦经常被中央挪作军饷。地方政府为保障驿站的正常运转疲于应对，不得不百般腾挪，甚至延续明季摊派旧弊。

　　清前期各省对驿站财政体制调整的因应

　　整体而言，各省解决地方驿站财政问题的举措主要集中在复原额、顾驿递，严考成、革协济等方面，而在州县层面更为通行的做法则是直接佥派里甲。

　　所谓复原额，即各省督抚在除荒实征站银过少的情况下，奏请恢复该省旧设站银数额。部分省份在朝廷下令裁去明季摊派并统计旧额银时，往往在万历初年额设站银基础上将里甲夫马工料银和摊派银两一并作为本省额设驿站银统计、报呈，实际上是将“旧额”提高，把明代站银、里甲夫马银和摊派银以隐蔽的方式承续下来。而裁撤地方经费过程中，驿站经费可能虽亦被裁撤，但因为需要维持驿站的正常运转，驿站经费的裁撤力度不及其他经费，所以在顺治初期裁节地方经费的过程中，面对经费紧缺的情况“先尽驿站支用”的“顾驿递”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得以贯彻落实。

　　明清之际的驿站协济制度是保障冲途大驿有效运转的良制。但协济的正常运行需建立在驿站财政充足的基础上，一旦经费被挪用或裁减，各地往往托故不前，导致受协驿站运转失灵。为解决该问题，清朝将协济站银完纳与否、完纳分数均纳入官员考成。但协济站银毕竟还需多一道解送程序，此间辗转费时、各级侵扣，其弊多端。于是，各省纷纷奏请将“本州县之正项用补本驿之急需，而以外州县之协济，汇解藩司抵补正项”（《河南巡抚吴景道题本》，顺治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南省协济北方站银也照此方法办理。此项调整至康熙七年（1668年）最终成为定制，并施行于全国，起自明代的驿站协济制度被废止。此种方法减少了站银支用的程序，提高了驿站运转效率。

　　中央和各省为筹措驿站经费，经过多重努力，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似乎驿站也得以正常运转；但如果我们将视野转移至州县，则会发现驿站财政状况呈现的是另外一幅景象。

　　清人薛所蕴《驿卒词》云：“闾阎困敝乏帮贴，差烦马瘦刍茭绝。……县官逮治驿卒死。五更三点不交睫，头枕驿门候消息。”（张应昌编：《清诗铎》卷9，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262页）这并非夸张和想象之词。顺治年间曾任新乐县知县、专管冲途大驿西乐驿的林华皖对当时的驿站困境有过总结：一则差务繁忙，“每日数起”；二则夫役“额设者有数”，每遇大差势必另外雇觅；三则马骡羸瘦，“陆续行差，倒毙不一，月而殆尽”；四则行差人员百般苛索，夫役折干、背负过重（林华皖：《治鲜集》卷2，《驿邮略》，载《续修四库全书》第8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431页）。康熙《丰润县志》更直白指出：“输蹄往来，络绎不绝，粮糗刍薪，存留不能及半，协济未必以时，县令之拮据，殆所不免。”（康熙《丰润县志》卷4，《赋役志·驿传》，清康熙三十一年刻本）绝大多数州县官员不堪重负，自杀者亦不在少数。其最终结果，“存留各项节次裁减，州县之事束手无策，势不得不私派之民，民既出雇役之钱，仍不免于役又不知凡几矣”（康熙《灵寿县志》卷4，《田赋上》，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摊派里甲成为州县官自然而然的选择。

　　然而，直接摊派里甲显然与清朝不加赋的政策相冲突。天津巡抚张忻、保定巡抚郝晋及经手知县都曾因触犯此律最后交刑部议处。故很多地方州县只能想方设法将摊派合法化：一是延续明季之“强制性雇募”手段，名为发银雇募、听民应召，实则是强制性“照里派轮”，官方挟公权权威进行变相摊派，并非纯粹的自由雇募应召之制。另一种是额外摊派，倒逼国家财政政策作出调整，将摊派合法化。部分州县驿站确实差务繁忙，必须额外派征。但为避免胥吏、马头毫无限制多征，引致民怨沸腾，清廷将额外摊征编入赋役全书，承认各种加派的合理性并使之合法化。

　　清前期驿站财政体制改革的影响及其余绪

　　清人曾对本朝的废力役亲当为官当官募之制大为赞赏，称“清兴，扫除旧政，与民更始。而钱粮则例一以万历初年为定，且赋皆改折而无本色之征，差皆雇役而无佥点之害……民无一事之扰，薄赋轻徭，培植邦本，万世无疆之休基此矣”（康熙《吴桥县志》卷3，《食货志》，清康熙十九年刻本）。

　　但清初军兴旁午，裁驿充饷时常有之。实际上“额设工料已减十分之三，差务更增十分之四”的情况下，地方财政仍然左支右绌。驿站之弊不仅官累难除，民累亦未减轻。一方面，清初裁节驿费并非为了减轻百姓负担，而是裁驿充饷，百姓压力并未减轻。另一方面，在“额设有数”的驿站财政体制下，州县为保证驿站运转，又不得不走上加派里民的老路。这一回头路不仅额外增加了百姓负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中央将部分摊派合法化。清廷减轻里甲摊派负担的宣言也就此告以破产。官员既存在加赋的罪名，百姓亦承受摊派的压力，实在是病民病官。

　　以上种种弊病的存在，究其原因，即在于中央财政集权下，地方额设驿站经费过少且并不稳定。随着明代白银的货币化，国家财政也出现“统计银两化”的趋势。这一变革使得国家财税可预算、可统计，方便了国家对各省州县财政的掌控；但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则是更加不利。在“统计银两化”之前，所有驿传夫役均需亲当，财政开支由地方政府自行编制，不受中央管控；但在此之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全国赋役逐渐定额化，中央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摊派的“非法性”；与此同时，明清财政也因此走上“原额主义”道路，财政体制出现僵化。另一方面，借助白银的便利，中央对于州县财政的掌控越发集中，且能随时裁扣、调拨，导致州县财政难以稳定。清人曾谓“国家之所赖者，惟财赋；地方之所重者，惟差徭；下民之所望者，惟恩恤”（乾隆《三河县志》卷5，《赋役志·驿站》，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生动反映了当时中央、地方和百姓三者在国家财赋分配中的地位和处境。从国家立场出发，中央主要集中于对全国财赋的高度集权与掌控。尤其是战争期间，国家的着眼点完全在于尽快汇集财政资源用于军事，以期稳定统治。裁撤地方存留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手段，而这势必导致地方州县存留经费过少。州县为维持地方行政的正常运转，又不得不额外摊派，而所有的压力最终只能转嫁给百姓。在上述财政结构体制下，百姓能否得到“恩恤”显然要打上问号。刘志伟教授认为，清初通过编撰赋役全书和确立奏销制度，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它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地方赋税征收的失控（刘志伟：《略论清初税收管理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载《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90页）。可以说，正是中央财政的“集权”导致了州县政府在财税征收中的“分权”和“失控”。因此，随着清中后期各类大差、常差的源源不断，以及驿务弛弊、苛索繁多等问题的抬头，“原额主义”财政下的清朝驿站运转再度回到明末境况，各类差派更加层出不穷。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驿站史研究”〔19ZDA207〕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4版）

重新流动起来的春运 如何保障回乡顺利？如何做好基层防疫？******

　　元旦一过，今年的春节就要来了，现在已是回家的时刻。过去两年，受疫情影响，就地过年、非必要不回家，都是热门词汇和太多人无可奈何的一种选择，但是今年不一样了，伴随着新冠马上由乙类甲管变成乙类乙管，久违了的抢票行动都瞬间回来了，不少热门路线从腊月二十八开始的火车票和机票已经被预订一空，今年这个为期40天的春运又有了更旺的人气。

　　把常见的问题印在纸条上，发给前来问询、记性不好的乘客，福州火车站客运值班员赵静，正在服务自己的第19个春运。此刻人群熙攘的候车厅，赵静曾目睹过很长一段清冷的时光：最严峻的时候，偌大的广场看不到几名旅客，显示屏上的列车也屈指可数。

　　福州火车站客运值班员 赵静：我们现在每天大概可以达到两万多，快三万人次的客流量，大包小包拎的，很明显感觉像是回家过年的，有带的年货的，拎玩具的，带着小朋友回家的，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场景了，虽然我们更加忙碌了，但是我也觉得是很开心的。

　　目前，福州发往西南方向的车票，比如成都、重庆、贵阳，明显紧俏，不少都已售罄。其中，返乡探亲是绝对的主流。从本周日1月8日开始，全国对新冠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过去因防疫限制流动的措施相继放开，不再查验乘客核酸阴性证明、健康码，不再开展落地检等。回家团圆的脚步愈发急切了。

　　在外来人口较为聚集的上海，本周六，春运首日就增开了临时客车，满足游子们的返乡需求。上海铁路局介绍，今年春运长三角铁路40天预计发送旅客6000万人次，达到2019年同期的80%。为尽可能多地让有意愿的人们踏上归途，工作人员一直在动态分析后台售票数据，查看运力与出行需求能否适配，及时通过加挂车厢、增开临客的方法，提升运力保障。

　　民航方面，随着1月8日取消入境全员核酸检测和集中隔离，海关口岸常规检疫无异常即可放行后，不少海外华人华侨也开始筹划回国团聚。

　　德国华侨 苟思：我是很想去体会这种久违的年味，久违的亲情，真的非常期待回到家里，大家坐在一起吃一顿年夜饭。

　　来自重庆的苟思，在德国从事了近十年贸易运输。她上一次回国还是2019年11月，此后在德国结婚生子，父母都没能来到身边。因为孩子太小，隔离不方便，她也一直没有回国。双方只能通过网络抚慰思念，分享新生命带来的喜悦。这一次，她订了春节回国的机票，打算和宝宝待到4月中旬再走。

　　德国华侨 苟思：我小孩的胎发，我把它保存起来带给我的父母，因为他们毕竟错过了孩子的出生，虽然每天在视频能看到他们，但是如果我真的站在他们面前，比三年之前肯定是会苍老很多，我心里很怕这种落差感，我外婆现在住在我父母家，打算四代人在一起照一张大的全家福，带到德国来，挂在我在德国的家里。

　　或许无论走了多远，春节团圆都刻在每一个国人基因的最深处。多家运营国际航线的航空公司明显感到，受防疫政策优化影响，入境航班高峰从1月初顺延到了1月8日之后，其中增长较为迅速的是来自欧洲、美洲和澳洲的航班，探亲留学生是主要的购票群体。

　　春运，是一场异乡游子回家的旅程，也是辛苦劳作一年后最期待的一次奔波。随着疫情防控措施不断的优化调整，这新一年的春运在本周六拉开序幕。与往年相比，今年春运人流高峰与疫情高峰叠加，是近年来不确定性最多、情况最为复杂的一次春运。而这并不会动摇在外务工者回家的决心。

　　深圳富士康公司员工 文滔滔：想念我妈妈做的菜，从年初出来工作，然后到现在还没回过家，太久没见了，想看看就是说家人他们过得好不好，我已经订了1月15日的票，归心似箭，都掰着手指头在那数。

　　虽然工作地深圳距离家乡不远，但受疫情影响，这位来自湖南的女员工也已经一年没有回过家。已经在外多年的她经历过绿皮火车时期的漫长与拥挤，现在早已开通了高铁的行程为她节省了很多路上的时间，但以往的这时也不能让她完全省心，抢票，就成为回家路上的第一道闸口。而这两年公司为他们统一开通返乡购票窗口，从而让每位员工都有了一张回家的车票。

　　深圳富士康公司员工 文滔滔：今年买票更加便捷了，往年是工会发了邮件过来，我们要把个人的信息填到表里面去，再提交给他们，再上传到票务系统。今年公司通过集团内部的App，我们把自己的相关信息提交上去，工会就会上传到票务系统，自动分票，分票也是电子票，比较方便退改签。

　　这家公司的深圳园区主要由外来务工者组成，比例占到百分之九十，而今年有订票回家意愿的员工相交去年上涨了不少，只有个别几位员工因身体或个人因素选择留下来。而除去帮助购买来回的车票以及送站服务，该公司与所处的龙华区政府联动，为员工提供了口罩、防护服及应急药品，以保障员工春节假期返程的安全。

　　不光是这一家公司，不少单位及企业都在近日陆续为即将返乡的员工开展了防控安全宣传培训。不再查验核酸及健康码，返乡人员需要在路途中更加谨慎，尽可能避免引起自身和家人的感染。

　　此前，张家界桑植县县长公开喊话在外游子回家过年的一段视频因与过往一些地方“非必要不返乡”的倡议形成强烈反差，该段视频迅速引发舆论关注。

　　张家界市桑植县县长 梁高武：在岁末年初，是漂泊在外的游子们最思念亲人、最思念家乡的时刻，是最盼望团圆的时刻，疫情三年大家想要回家的这种心情是非常急迫的，我们对返乡的人员现在进行了一个初步统计，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25000名外出的人员回来了，预计到春节的时候，总体可能有十万人要回到桑植，去年我们统计大概回乡的只有19000多人，不到两万。

　　常年在外务工人员约有12万，其中中青年的比例就高达85%，作为春运目的地的桑植县已在本周五做出规划以应对即将到来的返乡潮。这同时会导致农村疫情防控工作加剧，桑植县提前以村、社区为网格，共建了318个网格，共摸排出了7.8万名的重点关照人群，发放了一个防疫健康服务包，并建立了更多的发热门诊，以备不时之需。

　　张家界市桑植县县长 梁高武：让返乡的人群在车站能够第一时间坐上我们安排的专运加开车辆，能够及时地到达县城。第二是做好旅途的一些防护，一些健康的提醒，我们发放了十万份的健康服务手册，同时对每个乡镇实行了分类分级的就诊，开展了一个年货节，准备了丰富的春节文化活动，特别是我们山之民歌等等，要把我们的民间传统的这种文化在这次春节活动过程中，把他们展演出来，让大家真正感到有年的味道。

　　就在本周四，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通知，从1月8日开始，不再对自香港入境人员实施全员核酸检测，并恢复办理内地居民旅游、商务赴香港签注。同一天，香港特区也交代了与内地第一阶段“通关”的安排细节。这给有往来两地工作、生活需求的人们，打通了因疫情而受阻的门。也因为疫情影响，内地游客已与香港暌违三年之久，两地恢复通关，叠加春节出行预订窗口期，有行业专家预计香港旅游业将于春节前夕迎来一波显著的复苏势头。这正是出入境政策的优化，让沉寂近三年的出入境市场迎来的一道曙光。那么接下来，对于逐渐上涨的出入境需求，是否准备好了？

　　方丽华从香港来深圳创业两年多，将自创融合服装品牌带到了内地。依托着大湾区的产业链和香港时尚设计理念，她的服装品牌很受欢迎。这两年因为疫情影响，两地间通关变得困难重重，在这期间方丽华只回过两次香港，项目推进缓慢，和亲人朋友也难以见面。

　　香港创业青年 方丽华：我们拿了香港城市大学的技术，融合深圳的供应链，我经常是要每个月回一次香港去跟教授改进技术，优化技术，在过去的两年这个项目进展基本上是很难推动，每一次我回去基本要花费一个月，因为最长时间我可能要隔离21天，隔离之后基本上是抢不到号的，摇号就要耽误到十几天。

　　方丽华曾面对的挑战，在有了两地通关安排之后发生转变。她可以根据“内地居民来港及香港人回港均不占用通关名额”一项顺利回家。而身在香港从事科技领域的80后港籍青年陈江，还需要根据从香港返回内地的通关条件，准备相应手续。

　　目前，两地通关尚处在第一阶段，香港在本周四下午6点，开启了与内地通关的网上预约系统，仅14个小时，成功预约人数就超过了28.6万人，春节前后多天也已预约爆满。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 郭万达：大家盼通关，特别是港澳同胞，对香港的经济一定是带来非常正面的影响，首先带来人流、旅游、商务多了，经济开始有活力了，当然对整个香港的旅游、贸易、金融，都会带来一个恢复性的增长，只要通关以后再到全面通关，以及对疫情本身走势的判断，以及人们这种要走出去的愿望，各种情况下来我觉得这个时间段到恢复常态也不会很久。

　　疫情除了给有往来境内外工作和生活需求的人们带来不便之外，也让出境游按下暂停键至今已有35个月之久。就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底，国家卫健委印发《关于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的总体方案》，宣布从8日起取消入境后核酸检测及隔离政策，有序恢复受理审批中国公民因出国旅游、访友申请普通护照，恢复办理内地居民旅游、商务赴港签注。新政发布后，人们想要出境远行的念头又重新燃了，前往出入境办理业务的人群明显增多。

　　对出行的有利政策接连释放，让内地赴香港、澳门航班查询量迅速攀升，春秋航空春节前一周内上海—香港机票预订量增长了6成。同时，专家认为，即便人们对出行热情高涨，但短时间内，受收入预期及安全性因素影响，游客信心需要时间恢复。同时，国际客运条件、出境游从业人员流失、各国入境检疫政策存在不确定性，也会制约着出境游的复苏进程。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是中国人年关的时刻，最朴素的一种情感，也是让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的一种重要文化和精神支撑，今年回家的很多障碍消除了，回家成为现实，这是好事儿，但在人员流动的大潮之中，如何让乡村不成为防疫的脆弱之地，让家里的老人尤其是高龄老人被很好地保护和照料，也是过年时要过的一个关，年前的这一段日子，在回家这个主题之下，我们每个人和社会依然有太多的工作要做好，让这个年过得顺利，过得安全，过得健康！(央视新闻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