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习近平为何钟爱这款“辩证法”？******
(近观中国)“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习近平为何钟爱这款“辩证法”？
中新社北京9月20日电 题：“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习近平为何钟爱这款“辩证法”？
作者 钟三屏
“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西班牙语专家安永眼里，这是习近平引用古文经典讲道理的一个代表性例子。他对中国领导人善于用典印象深刻，因为在当今西班牙政坛这并不常见。
但这句“表述古雅、颇具美感”的中式古语，着实难住了这位自称为“语言工匠”、有近20年政治文献翻译经验的西班牙人。他在字典和同事的助力下“花了一个星期来理解”。
这句古语的出处和释义，对诸多中国读者来说也未必熟悉，更别说文化背景迥异的外国朋友了。
这句话是宋代大家欧阳修研究《易经》的心得。《易经》构建了一个玄妙复杂的东方式辩证法世界，被视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
欧阳修认为，学习《易经》要先懂得其基本的道理和原理(即“大”)，才能对具体卦象(即“小”)予以分析，否则就会陷入庞杂巨细之中。后人一般以此比喻做事要看“大势”、从大处着眼。
这句“高冷”的古语在今日中国社会“出圈”，和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引用不无关系。
2015年9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习近平在接受《华尔街日报》书面采访时引用“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强调中美关系要看大局、谋合作，而不能只盯着分歧。
“政治家引用这句话，是希望用辩证法来指导人们什么事情是重要的”，安永分享他的观察，并认为这句古语适用所有国与国关系。
习近平曾指出，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如何搞好？从习近平呼吁中美两国“向前看、往前走”“关键是管控好分歧”，外界从中领略到得“大”兼“小”、寻求最大公约数的东方智慧。
如何把这一东方智慧传递给西语读者？安永发现，这句中式古语在西语语境下也有对应的俗语：一种是否定式，no hay que andarse por las ramas(不要舍本逐末)，另一种是肯定式，hay que ir directo al grano(抓住主干)。
结合上下文等因素，安永最后采用了hay que ir a los más importantes(要从最重要的方面入手)的译法。
他由此还发现了中文和西语之间一个“有趣的不同点”：中文很多概念以对偶对仗的形式出现，很多词语由两个反义字组成，例如是非、曲直、对错、远近，或一件事“正”“反”对照着说。而对应的西语翻译会使用省译或合译的方法只突出表达“正”或“反”的一面。明代大儒方孝孺所著《家人箴》中的“适己而忘人者，人之所弃；克己而立人者，众之所戴”，西语可译为La gente se aleja de los que piensan solo en sí mismos y apoya a quienes se desviven por los demás，也印证了这一点。
中国不少古文经典涉及哲学层面的思考，具有广泛适用性，可以运用于不同的场景。
2013年5月，习近平在给北京大学的同学们回信时也引用过“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以此告诉中国的年轻人，“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
面对“人生方程式”，习近平同样运用得“大”兼“小”的辩证法来求解：超越一己得失，放眼天下，为家国计。正所谓“小我”融入“大我”，“大我”成就“小我”。
安永认为，这是中国领导人想鼓励民众一同发展和守护自己的国家。这类“不计个人得失，捍卫国家荣誉”的话语在西方国家并不鲜见，将个人理想和民族理想互融的理念同样能引发西方人的共鸣。
得“大”兼“小”，不仅是习近平对中国年轻人的期许，也折射出他对自己的要求。他曾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八个字概括自己的人生态度——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
安永说，这表明，中国领导人认为要说服民众，自己就必须首先成为大家的头号榜样。
不管是国际关系层面，还是人生命题层面，习近平推崇得“大”兼“小”的智慧，就是要察观大势，认清根本，保持大格局，顺应大方向，在“得其大”的过程中逐步地实现“兼其小”，最终达到圆满和谐——这正是中国思想的精髓要义。(完)(图片来源：中新社、中新网)
东西问丨郝亚明：为何西方种族主义等言行会妨碍全球抗疫？******
中新社天津1月15日电 题：为何西方种族主义等言行会妨碍全球抗疫？
——专访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郝亚明
作者 张少宣 孙玲玲
全球抗击新冠疫情历经三年，站在现今人类生活逐渐步入正轨但全球疫情形势依然复杂的时间点上回望过去，在世界各国携手应对这场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之时，西方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等言行仍不时出现。曾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现任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郝亚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必须高度警惕这些因素的深层负面影响。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针对新冠疫情，西方的一些种族主义言论和作为，对全球抗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郝亚明：首先，歪曲事实，不利于世界各国科学应对疫情。早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初，西方一些奇谈怪论就暴露其“种族优势论”的惯性思维——给病毒和疫情贴上种族标签，妄称为“黄种人的病”“新冠病毒只攻击亚裔免疫系统”。
有学者分析指出，西方一些国家疫情早期的不作为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例外论”的产物，这些种族主义论调既对科学界严肃认真地认识新冠病毒产生干扰，也导致不少国家未能科学及时防控新冠病毒。
其次，破坏互信，不利于世界各国团结应对疫情。有的西方国家出于国际竞争、国内政治等方面的需要，肆意将疫情源头、疫情应对、疫情责任政治化，极大破坏了全人类携手应对新冠病毒的国际氛围。
少数西方国家官员及媒体出于政治目的发表不当言论破坏全球合作，延缓了动员全球资源应对病毒的努力，最终使得世界各国付出惨重的健康和生命代价。
第三，以邻为壑，不利于世界各国携手应对疫情。疫情早期，西方国家间展开了激烈的抗疫物资争夺战，频繁引发外交事件。如瑞士的抗疫物资多次被邻国截取；德国、意大利、法国彼此间因截留过境医疗物资不断引发纠纷；美国在海外通过出高价或强行扣留的方式阻止供货商向已签署医疗用品购买协议的买家发货；欧美国家囤积大量疫苗以致过期，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度陷入疫苗严重短缺的境地。
当地时间2021年11月8日，旅客抵达美国加州旧金山国际机场的国际航班到达区域。中新社记者 刘关关 摄中新社记者：面对今后可能出现的公共卫生问题，该如何去认识和理解其中的民族主义现象？
郝亚明：民族主义表达的意涵大致有两个，一是赋予某一民族至高无上的地位，二是以增进民族利益为终极目标。需要说明的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概念中的“民族”对应的是英文“nation”，意指由全体国民组成的政治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行动单元是民族国家，而非中文中传统意义上作为文化群体的民族共同体。
从这个角度而言，民族主义实质是对本民族国家地位与利益进行关切的思想状况、理论学说和政治行动。与被贴上邪恶标签的种族主义不同，在民族主义性质判定上人们存在着一些争议。尽管从学界到大众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从负面去评价民族主义，但依然有不少学者坚持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中性概念。
广义而言，当今世界，民族国家是人们在面临各种危机时最为坚实的依靠，是一个民族最值得信赖的政治屋顶和生存空间。在新冠疫情这场全球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各民族国家基于保障本国公民生命健康为第一要务的原则，凝聚力量、汇集资源、鼓舞信心抗击病毒，一定意义上彰显了民族主义的正面意义。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17日，英国多佛港，往返于英法之间的车辆在入口处排队等候。中新社记者：面对新冠疫情，温和民族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的“度”应该如何把握其分寸？
郝亚明：要系统透视新冠疫情中温和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二元划分，在于国家处理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关系时“度”的把握。
可以将温和民族主义界定为“在维护本国利益优先的过程中并无主观恶意损害他国利益的行为”。在全球疫情暴发的特殊时期，这些将本国利益置于至高地位的政策的初衷更是自保，其目的在于通过民族国家内部的行政措施优先保护本国公民的生命健康。
所谓的极端民族主义，指的是在维护本国民众生命健康之时不惜损害其他国家公民对等权利的行为，或者说是不惜以牺牲其他国家民众的生命健康以优先维护本国民众生命健康的行为。
面对疫情，极端民族主义在两个方面表现最为明显。一是少数国家以各种手段或借口拦截抢夺他国紧急抗疫物资。二是少数政客、媒体、组织恶意将本国疫情的暴发归咎于中国等行径，除了具有种族主义色彩、意识形态对抗和政治性操弄等特征，也是这些国家民族主义情绪恶性膨胀的具体表现。
中新社记者：如何应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所引发的反全球化浪潮？
郝亚明：2020年3月24日，十位联合国条约机构的主席敦促各国领导人，确保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造成的公共卫生威胁时，必须采取积极措施防范种族主义、仇外心理，避免放任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时至今日，与之相关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主义情绪依旧未能消散，一些新的情绪甚至还在进一步酝酿之中。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相互碰撞的背景下，这很危险。
一方面，数十年全球化进程已促使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之间高度关联，疫情传播速度与影响范围堪称史无前例，催生了恐慌性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仇外主义情绪。另一方面，逆全球化势力近年来有所抬头，新冠疫情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这一趋势，国际权力转移、国际秩序调整等的现实因素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要克服狭隘性与排斥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似乎已成唯一的答案。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全人类的整体，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主义强调的则是自我与他者的明确划分。
2023年1月8日，一批在越务工的中方人员经东兴口岸回国。翟李强 摄中新社记者：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发展有着怎样的意义？
郝亚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思想就是协商共建、互利共享，只有合作共赢才能确保全人类拥有光明的前途。基于此，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相继提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能源合作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一系列概念。
人类命运息息相关，各国福祉相互依存。未知病毒最终证明着人类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与病毒的斗争是全人类生死与共的战役。若不承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这场疫情中世界各国或会付出更为惨重的生命健康代价。(完)
受访者简介：
郝亚明，法学博士，历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现为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民族学学科首席专家，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民族社会学和民族政治学方面的科研教学工作，研究领域涵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与实践、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美国种族问题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持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在内的科研项目十余项。多年持续参与中央部委的咨政工作，承担研究课题多项，撰写的专题研究报告获高层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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